潘華生》名家專論－掙扎在自由與理性間的未來十年－楊雅霞

英國公投確定脫歐之後，隨後引發了一系列的全球政治經濟震盪。在激情褪去、塵埃逐漸落定之後，往往更能看清楚事情濾水器水世界的本質。

英國人民的公投表上寫著「留」和「離」這兩個字。但它們背後代表著兩種自古希臘以來就撕扯著社會的力量—理性與自由。留，代表務實的理性，離，代表追求自我的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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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盟誕生於理性的結果，就是歐洲在苦於百年來的多次殘酷戰爭與經濟蕭條之後，體會到唯有捐棄自我，相互合作，創造一個彼此共生的環境才能避免悲劇的循環。因此，二戰之後，很長的時間，人類模擬想像的烏托邦是個強調「我們」的「地球村」，行為主張則是依循自由主義概念抽取出來的「共和」、「合作」與「交流」。理想中的情境是打開自我、連結自我與外界，在廣闊的地球村中，人們被鼓勵盡情發揮。國家或個人的成功價值端繫於是否能走出侷限、是否有足夠的拚搏。能在無邊界的地球村中開疆拓土、累積擁有者被推崇為典範。

到了90年代，隨著東歐共產集團的瓦解與冷戰消失，全球化拓展到了新的歷史與地理邊界。因此，90年代的價值定位，充分反映了人們在經歷冷戰與對立之後的那種興奮與躍躍欲試。接下來的10多年間，人類歷史見證前所未有的全球化。於是我們可見，90年代各國政治經濟政策的標準典範均是大開大闔的區域整合、國家小疆界退位，以便能連結上全球經濟動脈。簡而言之，開放、連結、拓展與擁有，正是90年代全球化時代的價值核心。

90年代的台灣也未曾缺席，大量台商西進大陸，享受了歷史終結與鐵幕崩塌之後的新邊界，也讓台灣這個游離在邊緣的島嶼與中國大陸重新連結。馬政府的施政藍圖就是典型追求全球連結的政府：區域整合、降低障礙、連結全球，鼓勵廠商或個人以大陸或全球為舞台，發揮自我優勢。

2008年金融風暴從西方世界開始，捲起巨大的反思，導致價值的巨大翻轉。物極必反，眾多在全球化過程中居於配角的人們開始反撲。他們訴求自我、自尊、自主，拒絕被被動連結、被強迫帶領至他們並未完全認同、且未必符合其心性、能力、喜好的全球化世界。透過抗爭、主張斷鍊、從被綁架的「我們」脫離而出，奪回「自我」的主導權。

各種的「我」湧現。從性別的、階級的、國族的、環境的，各種不同角度的「我」主張，在極短的時間內，以極強的爆發力奪取各國政治舞台的發言權。進一步分析「我」主張的演繹，可見其論述中，大量使用人權與自由語彙，行動上則採取類似激進民主的做法，經濟思維上接近左派，國族主張上又趨近極右派。這種意識形態的大混血，很難以既有的左右光譜來界定，但共同點是，極端化的傾向明顯。「我」主張的核心概念源自於對抗全球化淩駕個人與國族疆界的趨勢─拒絕「我們」，追求「我」：「我」的人權、「我」的自由、「我」的空間、「我」的生活方式、「我」的國家。

2008年後的價值移動，也充分反映在許多國家的政治發展上。越是緊密追逐西方價值的國家，受到的影響越直接。特別是已採行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，一人一票的選票累積之下，常常很輕易地就重新翻轉了政治局面。至於其他非採行民主選舉的非西方國家，雖然看似沒有受到時代價值翻轉的直接衝擊，但是社會暗流同樣洶湧。

於是，從西方到東方，英國要重新獨立成為大不列顛；日本濾水器要找回自己成為正常國家；台灣也有「脫中」追求自我尊嚴的呼聲。當每個國家都在以自己利益極大化考量的時候，美國當然也可以有退回北美、放棄美韓與美日聯盟、放棄全球化責任、築起高牆的川普。只是，這樣的趨勢再發展下去，會不會讓全球再回到叢林時代？畢竟，在激情地追逐自尊與自由的盛宴之後，是要自己願意付出代價的。

全球化由盛而衰，歐盟也許會繼續裂解，但這是潮流改變的具體表象。真正的問題不是理性務實與自由激情之間的鬥爭，而在於如何跳脫這兩者走向極端的必然困境，這是未來10年間人類社會真正的挑戰。

（作者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）

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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